王葆仁一位不该被忘记的高分子化

2017-05-31

1941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担任浙大教授兼化学系主任1951年应庄长恭所长的邀请从浙大调往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1956年应中科院化学所邀请来到北京担任化学所副所长1958年负责筹建中国科技大学高分子化学系。王葆仁的科研和教育经历历经60个春秋就像他自己形容的——“我的一生就是为年轻人铺平道路来攀登科学事业高峰”。   大二上过王葆仁的有机化学课的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竺安至今记忆犹新“第一堂课王先生就开宗明义‘学我的有机化学没有100分80分就是高分’。我们一听这话就觉得他要求很高。其实王先生的意思更为深远世界上有上千万种合成物有机化学的内容浩如烟海学习没有止境要站得高看得远不要拘泥于书本这完全不同于当今社会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现在每年都热捧高考状元我认为科教界不要追逐100分不要追逐第一名学无止境。”   王葆仁十分重视基本概念认为基础课比选修课更重要必须使学生弄懂基本概念、打好基础。因而他总是紧紧围绕基本概念来讲解。他不但讲实验结果还从分子结构上阐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应物质为什么会具有这些特性。在讲化合物的性质时往往用电子理论予以解释在讲化合物的结构时又善于用分析综合的方法进行在讲授有机天然产物课时他着重介绍用化学反应判断化合物分子结构的方法。   “我们最喜欢听先生的课。每当上先生的课大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当他一站到黑板前大教室鸦雀无声大家都全神贯注地跟着他的思路飞奔。他以简练的语言、秀丽的板书、条理清晰的讲述把我们引入了千变万化、奥妙无穷的有机化学世界。先生讲课时的音容笑貌我们至今历历在目先生讲课时举的生动例子我们至今仍牢记在心。”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杨玉昆说自己从本科到研究生有幸直接聆听王葆仁教诲长达8年之久。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唐有祺说“如果把对我一生有重要影响的师长排排队王葆仁先生肯定排在前三名。我在同济大学化学系学习以后从事物理化学研究王先生给我们上有机化学课不论是理论还是实验都让我们掌握得很扎实。抗战时期没有讲义王先生抄在黑板上的讲义逻辑很清楚。”   “1949年我在浙大化学系做毕业论文时王先生作为系主任工作教学任务繁重但他仍多次到实验室指导我们做实验。我也不是专门研究有机化学的但王先生的有机化学课让我受益终生。”中科院院士、生物物理所研究员杨福愉说听王先生讲有机化学是种艺术享受深入浅出一点也不枯燥。   王葆仁讲课时十分注意国内外有机化学的新发展。他认为在大学讲课就是讲学决不能照抄书本、照本宣科。他通过阅读文献不断了解新的科学动向使自己始终处于当代有机化学的前沿讲课经常增加新的内容常讲常新。他采用卡勒的《有机化学》为教本时其1946年版没讲到鲍林195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1947年王葆仁就向学生介绍了鲍林的共振论让学生了解到最新动态与成就备受欢迎。   “先生讲课的声音非常清楚语速很慢逻辑性强没有一句废话如果整理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字非常工整、有条理他在板书的时候会留下一两行空白的地方讲了10分钟就添上一点到下课的时候你就发现空白处都填满了原来他都是有设计的。整整两个小时中途不休息你想得准备多少材料。”中科院院士、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佟振合说因为上了王葆仁的课“我们这一班同学无论天南海北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的功底都非常深厚”。   “王先生授课时重视启发教育、重视平时训练每讲完一堂课都出几道非常有趣的习题。有的是训练合成思路有的是着重考虑内外因素有的是用不同性能来区别、分离各类化合物及混合物有的是从元素分析、分子量测定以及用特征反应等来推测未知物的结构。练习题做完后就上实验课启发我们独立思考引导我们共同讨论不甚了解的问题收效很好。”中科院院士、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戴立信说。   “每学期王先生都举行3次不预先通知的测验3次测验的成绩都在80分以上者就能得到免予大考的殊荣。一个班只有一两位同学可以拿到。那时候我们上课都很紧张3次考试都是突然袭击往往是先生讲了10分钟之后才知道要不要考试。1981年我和黄维垣、陈庆云先生在上海有机化学所制定研究生累积考试规划时也学习了这个好经验——每学期4次不定内容的考试每次都得A的话就有特殊鼓励。”中科院院士、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陆熙炎回忆说。 作实验 穿着西服作实验却从不弄脏   王葆仁十分重视科学实验讲究操作精细、技术高超、准备充分、秩序井然。他认为化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科学如果学生不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灵巧的双手很难成才。他任教期间每天都去实验室。即使在他兼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教务长期间也不例外。他对实验操作要求十分严格一套合成仪器安装好以后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侧面观察都不能歪斜甚至实验台上、仪器柜内的物品摆放都必须井然有序、整齐清洁。倘若违反操作规程立即停止实验。   杨福愉说“1949年我在浙江大学化学系做毕业论文时王先生作为系主任工作教学任务繁重但他仍多次到实验室指导我们作实验。”   日寇入侵后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同济大学经费拮据一再迁徙。“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同济大学从上海迁徙到浙江金华、江西赣县、广西八步、云南昆明等地在日军轰炸的逼迫下同济大学想再次搬迁。1940年时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的王葆仁被派往李庄考察并筹备迁移事宜。尔后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也迁徙到了李庄。”化学所研究员胡亚东说他翻阅《李庄往事》时发现了王葆仁先生一些不为人知的事迹。   在学校一再迁徒的战争环境中王葆仁依然设法筹建实验室亲自动手从事作研工作。“王先生曾经带学生在破庙里做实验。我1948年在浙江大学读大二浙江大学已搬迁回杭州用木炭炉代替煤气灯每人发把扇子用两个水桶上下提水作为冷凝用水将手摇油泵作减压蒸馏及真空过滤等。就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中国教育仍培养了那么多人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是王先生他们这辈人永不磨灭的功勋。我们今天要崇尚这种精神。”陆熙炎说。   “我的实验是在昆明作的当时条件非常差没有水没有电但照样作实验照样能学到东西。我认为科学本身还有精神问题光靠钱、大房子和好仪器是没有用的。科学和教育一样还是靠大师。王先生虽然看起来很小很弱但一直很坚强很少抱怨周边的环境。”唐有祺说。   1944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赴浙大参观访问看到实验条件那么简陋而他们却那么顽强地工作深为感动他说浙大的学术气氛可以媲美于英国的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赞誉当时的浙大为“东方之剑桥”。   “王葆仁先生是一位严师他对我们学习、文献查阅、总结和实验设计都很严格但从不无故训斥我们。有一次他到实验室来看到我作实验时实验桌上很乱、工作服也很脏。他就批评我说作实验也要有条不紊想好了再动手。他还告诉我当年他在德国作有机化学实验时经常穿着西服动手从不把西服弄脏。从那以后我作化学实验时经常想到这些话后来也常常用先生的这些话去教育和要求我的学生。”杨玉昆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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