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家煤炭清洁开发利用合作战略研究

2020-04-01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以下称“沿线国家”) 能源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作为煤炭生产消费大国,国内学者对煤炭领域的合作保持了高度关注。梁敦仕( 2015)、任世华( 2016)、史志斌( 2017) 、刘清杰( 2017) 、申万( 2017)、牛克洪( 2018)、马宝清( 2018)等学者重点分析了沿线国家经济建设与我国煤炭“走出去”之间的关系,以及沿线国家投资环境、煤炭工业发展状况、以煤为主的消费结构与碳减排压力之间的矛盾等; 还有很多学者基于我国煤炭技术装备、贸易等方面竞争力,对我国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的机遇进行了探讨。本文基于经济能源关系和优势互补、差异化目标原则,着眼于煤炭清洁开发利用合作,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沿线国家中筛选出一批重点国家进行优劣势分析,进而对不同类型的合作路径展开研究。

1 “一带一路”国家煤炭清洁开发利用形势

2013 年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累计贸易额已超过6 万亿美元,2018 年占到我国外贸总额的27%。能源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升,煤炭清洁开发利用合作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1. 1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与能源发展状况

“一带一路”国家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截至2017 年底,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5 国,总人口46. 7 亿,经济总量25. 8 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2%32%; 人均GDP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 /2; 除东南亚、中东、中东欧的少数相对发达国家外,总人口达45亿的46 个国家为中等及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仍是主要任务。

“一带一路”国家消费了全球50%的一次能源,未来这一比例还将继续提高。多数“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消费以油气为主,石油输出国组织就集中在“一带一路”的中东地区,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也是重要的油气输出国。但从总的体量看, “一带一路”国家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占40%; 其中煤炭消费比重超过30%的国家,经济总量和人口总数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的占比分别达67%71%。可见,煤炭在“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

1. 2 “一带一路”国家煤炭资源与开发利用状况

“一带一路”国家煤炭资源丰富,截至2017 年底,已探明储量5476 亿t,占世界总量的53%,其中俄罗斯、中国、印度、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七国探明储量位居世界前十之列。

“一带一路”国家是世界煤炭生产消费重心。2017 年煤炭产量占世界比重为72. 8%,其中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波兰、哈萨克斯坦六国产量位居世界前十之列; 煤炭消费占世界比重为73. 7%,比2005 年提高13. 3 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波兰五国消费量位居世界前十之列。有10 个国家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超过30%,其中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三国的比重均超过50%。这充分反映了煤炭对“一带一路”国家的重要性。

1. 3 “一带一路”国家煤炭清洁开发利用需求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一带一路”国家又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随着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及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推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高能耗产品,而煤炭则能满足安全、丰富、成本低廉的用能需求。此外在煤炭开发利用过程中还可通过投入产出、产业关联、收入分配等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强力的带动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消费结构以煤为主的增长势头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占世界的比重逐年增高并已超过一半,其中过半由煤炭贡献。而且因长期注重经济增长,煤炭开发利用引起的环境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经济发展对煤炭生产消费的拉动以及碳约束、环保约束的增强,将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煤炭清洁开发利用的进程。

2 “一带一路”国家煤炭清洁开发利用合作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建设是对“和平合作、互利共赢”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其目的是要实现“一带一路”国家的战略对接和优势互补,促进各国之间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国家煤炭清洁开发利用具备战略对接和优势互补的合作潜力。

2. 1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接潜力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东盟、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沿线国家或组织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光明之路”、“中间走廊”等经济发展战略具有相互协调、相互对接的关系。从“一带一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关系看,战略对接的空间非常广阔。尤其是,中国经过长期快速发展,已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并形成了强大的物质创造、工业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在经济转型中,需要更大的市场来承接。而普遍处于经济上升期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工业建设需求强劲,与中国存在着广泛的产业合作机会。

2. 2 主要国家煤炭开发利用优劣势及合作潜力

煤炭清洁开发利用合作主要在煤炭资源丰富、煤炭生产和消费活跃的国家之间开展。综合考虑“一带一路”国家煤炭资源储量、产量、消费量与比重排名,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等因素,可选取俄罗斯、中国、印度、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越南、巴基斯坦、蒙古等11 国作为重点分析对象( 见表1)

总体而言,中国采煤工艺已很成熟,技术装备能适应各种复杂情况,生产与安全管理经验丰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总体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存在资源总量丰富与结构性不足的矛盾,特别是焦煤、肥煤资源尤其是低含硫高品质炼焦煤资源短缺,且经过长期高强度开采,部分老牌煤企已面临资源不足困境; 而沿线国家煤炭资源具有种类全、存量大的特点,但开采能力普遍不强、管理经验不足,大部分国家能源与资源发展水平较低,清洁开发利用技术水平偏低。因此,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煤炭清洁开发利用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具体分析如下。

2. 2. 1 “一带一路”煤炭净输入国

2. 2. 1. 1 中高等收入煤炭净输入国——中国、土耳其

中国作为第一产煤和消费大国,经长期产业发展积淀,在资源勘探、快速建井、煤炭开采与洗选加工、生产安全预警与防范、煤层气及其他伴生资源综合利用、煤炭清洁利用与超低排放发电、现代煤化工等多个方面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煤炭开采技术及装备体系形成了“技术产品线长、适应性强、性价比高,部分产品国际领先”的突出优势;国际煤矿工程总承包业务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具有建设周期短、性价比高、人力成本低的优势。尤其在煤炭清洁利用领域,低阶煤提质技术世界领先并已实现工业化,燃煤超低排放机组污染物排放低于天然气发电标准促使煤电业进入大容量、高参数、高效率、超低排放时代,煤炭深加工领域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等清洁高效转化项目示范工程顺利推进,清洁转化技术和产业化水平居世界前列。

土耳其是主要的褐煤生产和煤炭进口国,采煤方式以露天为主,井工矿存在采煤设备老化问题,安全生产条件较差。经济发展推动下,该国存在井工矿设备更新升级、燃煤电厂建设的大量需求,在采煤技术装备和高效清洁煤电一体化领域与中国具有较广阔的合作空间。

2. 2. 1. 2 中低等收入煤炭净输入国——印度、乌克兰、越南、巴基斯塔

印度煤炭资源丰富、产业集中度高、露天采煤为主。煤炭是印度主体能源,但生产水平较一般,自身产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目前印度已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煤炭进口国且进口量还在攀升。在经济发展牵引下,印度大力推广使用煤炭,在井工煤矿、燃煤电厂以及煤化工项目建设上均存在大量需求,是我国煤炭清洁开发利用技术装备领域合作的重要市场。

乌克兰煤炭资源丰富但埋藏较深、开采条件差,且多数煤矿技术与设备陈旧,生产效率低,自身煤炭供给存在较大缺口,但其经济发展又离不开煤炭,因而存在较大的煤矿升级改造和先进开采技术装备需求。

越南煤炭资源埋藏较浅,露天采煤为主,井工矿生产规模小、采煤方式落后,多数井工矿有技术改造升级的需求。近几年,因火电、化工、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快速发展,越南正由煤炭净出口国向净进口国转变,未来或将成为亿吨级煤炭进口大国,应作为中国煤炭产品输出的重点关注对象。巴基斯坦煤炭以井工开采为主,开采水平一般。由于电力短缺,将新建不少煤矿和坑口电厂,与中国在井工开采、高效燃煤发电技术及装备领域的合作机会较多。

2. 2. 2 “一带一路”煤炭净输出国

2. 2. 2. 1 高等收入煤炭净输出国——波兰

波兰是严重依赖煤炭的国家,煤炭生产和消费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小部分用于出口。由赋存条件决定,波兰煤矿以井工为主。鉴于其能源资源赋存和煤炭产业转型需要,中国可与其开展采煤技术装备和高效清洁煤电一体化领域的合作。

2. 2. 2. 2 中高等收入煤炭净输出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是全球最大一次能源输出国,煤炭资源丰富且赋存条件好,以露天开采为主,生产技术较先进,产业集中度也较高。由于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较低,煤炭产业的规模扩张不构成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必选项,但存在扩大煤炭出口的需求,是我国焦煤进口的重要选项。且鉴于地理位置因素,其在远东地区的煤矿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与我国具有较大合作空间。

哈萨克斯坦也是严重依赖煤炭的国家,煤炭资源赋存条件较好,以露天开采为主,具备一定的煤炭出口能力。与中国的互补性主要在于其炼焦煤资源与中国西北地区冶金行业的结合。

2. 2. 2. 3 中低等收入煤炭净输出国——印度尼西亚、蒙古

印度尼西亚煤炭资源开采条件好,多为露天开采,开采成本低,且大多煤矿分布于沿海省份,具备较强的外运优势,80%煤炭用于出口。鉴于其煤质相对较差和电力短缺的实际,在印尼进行清洁高效煤电一体化开发是中国与其开展合作的首选,而且已有成功经验。此外,印尼新建煤矿正逐渐转为井工生产,可作为中国采煤技术装备输出的重要阵地。

蒙古煤炭资源丰富且赋存条件好,绝大部分为露天开采,产业集中度较高,但生产水平较为一般,基础设施薄弱,煤炭产业发展方面有节能、节水、高效洗选技术及装备的需求。而且由于电力短缺,清洁高效燃煤发电技术及装备的需求也很大。对中国而言,因地理位置优势,两国在煤炭贸易和资源开发合作领域有着共同的需求,尤其是蒙古焦煤资源对中国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2. 3 合作环境分析

沿线国家具有民族、种族以及宗教的多样性特征,文化传统与社会风俗多彩多样,所产生的对外合作环境也不尽相同,可从政治、经济、市场、对华关系等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政治环境,主要考虑国家政权稳定性和恐怖袭击问题,总体看,东欧、东亚优于中亚、西亚、南亚。经济环境,主要考虑国家经济基础和金融制度,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经济体量大或增速快的国家具有一定的优势。市场环境主要考虑政府与市场关系、基础设施、劳动力获得性等,总体看东亚、东欧优于西亚、南亚、中亚。对华关系主要考虑政治互信、民间友好关系等,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具有优势。

综合来看,可按合作优先次序将以上国家分类:一类为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 二类为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越南; 三类为蒙古、波兰、乌克兰。

3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煤炭清洁开发利用合作策略与路径

3. 1 合作策略

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煤炭清洁开发利用领域的合作,主要以上述煤炭资源丰富或具有煤炭开发利用增长空间的国家为对象,并统筹考虑各国经济能源关系与合作环境,同时还需制定合适的策略。

一是要循序渐进,从技术输出与贸易合作,逐渐拓展至资源获取与开发转化等领域; 二是要树立标杆,通过示范项目打出品牌,进而以点带面扩大合作范围; 三是要放宽视野, “一带一路”同时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因而合作过程中也要考虑周边国家煤炭生产、消费格局,尤其要关注澳洲、东北亚等对全球煤炭供需有较大影响的地区; 四是要以综合解决方案取胜,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开展煤炭资源开发合作,需要提供一整套矿区发展、环境治理、经济社会统筹的解决方案,以赢得更好的合作机会; 五是要进行差异化目标选择,在不同合作领域选择不同合作对象和合作方式。

3. 2 合作路径

根据“一带一路”国家煤炭清洁开发利用合作潜力以及策略分析,可从技术装备引进与输出、煤炭贸易合作与优化、工程承包与劳务服务、资源获取与开发转化四个方面进行合作路径的选择。

3. 2. 1 技术装备引进与输出

技术装备引进的合作对象不限于“一带一路”国家,主要为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具备高端煤机制造能力的国家。

技术装备输出的合作对象主要是采煤技术相对落后、具有井工矿建设和改造升级需求的国家。可采取融资租赁等多种方式,将成熟的井工矿技术装备,用于印度、印度尼西亚井工矿建设的合作,以及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越南、波兰、乌克兰等国井工煤矿改造升级的合作。同时应注重绿色开采、洗选加工、清洁煤电、先进煤炭深加工工艺和技术装备的输出。

3. 2. 2 煤炭贸易合作与优化

煤炭贸易合作与优化,主要是指结合国际煤炭贸易格局变化和国内煤炭供需结构特征,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煤炭贸易中。具体而言,需注重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进口焦煤; 关注越南煤炭进口增加带来的煤炭出口机会,争取扩大出口收复东北亚市场。在煤炭进口环节,注重煤炭质量的把关。

3. 2. 3 工程承包与劳务服务

工程承包与劳务服务的合作对象主要是煤炭资源丰富、开发需求大、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蒙古、乌克兰等。除通过工程承包将煤炭清洁开发技术嫁接至这些国家外,还可将落后煤炭产能退出过程中人员分流工作与劳务服务输出相结合,比如黑龙江省依托地理位置优势,可在中蒙俄煤炭项目合作中发挥好煤矿富余劳动力的作用。

3. 2. 4 资源获取及开发转化

资源获取的合作对象主要是煤炭资源丰富、品种良好且有输出潜力的国家。应抓住国际煤炭巨头资产重新配置的契机,积极获取稀缺煤种资源。俄罗斯、蒙古、澳大利亚炼焦煤资源可作为资源获取重点,其中与蒙古开展资源合作应特别注重矿区与经济社会统筹发展方案的提供。

开发转化的合作对象主要是煤炭品质相对较低、电力不充沛、经济欠发达或对环境有较高要求的国家。可发挥煤炭清洁开发和高效燃煤电厂建设方面的优势,采用EPCIPP( 独立发电者) BOTPPP等模式,在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蒙古、波兰等国开展清洁高效煤电一体化项目合作。在经济体量大的印度,还可进行现代煤化工领域的合作,促进煤炭清洁转化。

4 结语

开展煤炭清洁开发利用合作,是“一带一路”有关国家经济与能源发展的共同选择。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技术装备、工程服务、煤炭贸易、资源开发转化等多领域展开合作,是优势互补的体现。为更好推动合作,中国还需加强煤炭技术国际对标,消除“走出去”的技术壁垒; 强化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国际化运营与管理水平; 探索联合投资机制,降低投资风险,整合重组一批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提高合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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